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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喜善也感叹：“可能是我瞎操心了。”

    的确是瞎操心，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三月底的时候，江川把《寄生虫》的剧本大致写出来了，接下去还要慢慢往里面加细节内容。

    他把剧本给李英爱看了，她大为感动：“之前听您说起这个故事就觉得很震撼，现在看了剧本我脑海里充满画面感，这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太为您骄傲了，竟然还愿意创作这样充满批判和人文关怀的电影。”

    大富豪为穷人呐喊社会不公，的确很不容易，一副资产阶级要领导无产阶级闹革命的架势。

    不过革命导师说过，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但领导者得从资产阶级中产生，也算符合客观规律。

    不过英爱也质疑：“就我多次去曰本的观察，剧本里这样的极端贫富差距情况是比较少的，这类情况似乎更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比如韩国。”

    这话说得也没错，曰本毕竟已经工业化快百年了，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不知比韩国这种最近二三十年才暴富起来的国家做得好多少倍。

    所以江川为了灵感更愿意在首尔采风，电影创作是允许适当夸张表现极端状况的，这样才富有戏剧张力。

    看多了现实状况后，实际上他也有些迟疑的，故事的确允许适度夸张，但现在的曰本年轻人都躺平了，这种故事发生的可能性的确要比其他地方低非常多，以至于影响可信度。

    曰本是个先富国家，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生活水准普遍较高，所以才有躺平的资格。

    而且以曰本的国民性，一家人抱团干这种事情，也有个可信度的问题。

    贫富分化是世界性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韩日社会有共性也是事实，但把韩国故事移植到曰本，多方面考虑之后，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

    金喜善这段时间为了保胎，减少了许多工作，于是有了空闲时间就经常跑来找李英爱瞎扯。

    听了江川的新剧也很欣赏：“您真是天才的编剧，这故事真的非常好。”

    而且她也赞同英爱的意见：“剧中的极端情况，听起来真的不像能发生在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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